我是1994年的冬天来到北京的，同来的还有乐队的其他三名成员。我们在北京没有太多熟人，一些搞音乐的同学和朋友们也都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显然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忙。于是我们就在崇文门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先自行住下了，那是一家虽然简陋却还比较干净的旅馆，每个房间有三张床一个带抽屉的小桌子，一个脸盆架和一个铁皮花脸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带印花的镜子和铁皮的痰盂。卫生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洗澡则要等到晚上六点以后卫生间旁边的公共洗澡间开放时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扎下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将要在北京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不知道我们住的那间不屑于启齿的满以为是初来乍到不得已而为住的最简陋的旅馆跟今后所住的地方比起来，实在算不得简陋和朴素甚至有些奢侈。

　　之后的我们住过见不到天日的地下室，住过部队跑风漏气的简易房，还住过仓库大院里没有暖气的小平房。那间旅馆至少有暖气至少有热水，至少可以看得到阳光至少不透风，至少还是个房间……那是1994年年初。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为能够找到一家可以雇用我们的歌厅或酒吧而整天背着琴走街串巷，直到再也住不起旅馆，直到吃不起方便面，直到兜里连打电话的钱都凑不齐，直到拖着行李坐在马路牙子上，等待情况比我们稍好点的同伴来救助为止。

　　开着灰色小面包车出现在面前的朋友图率身材并不高大，但此时在我们眼中却变得既高大又神气甚至被当成了英雄……随即四个人被接到了他在八里庄租住的拥有一个卧室一间小客厅的家里。他家在我们四个除了肩上的琴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人眼中简直像天堂一样美好。

　　除了洗衣机，房间里居然还摆放着粉红色质地良好的组合家具和一台彩色电视机。（这是那个时候的我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一晚朋友用成筐的燕京啤酒和烩菜招待了我们，而我们对好友用编曲机制作的音乐因羡慕而赞不绝口。（那个时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编曲机，现在很少有人再用编曲机了，大家都用电脑和良好的声卡来做音乐）。

　　吉他手拿着一个里面有钱币的水晶球，几个小时不抬头的研究它的开关在哪里，鼓手一直笑吉他手傻乎乎的执著样子，键盘手则反复听着卡带里的一首歌摇头叹息，点头、再摇头……就这样我们在朋友家度过了喧闹的一夜，到天蒙蒙亮时才横七竖八地倒在地毯上睡着。我因为是女孩被优待到了沙发上，并且还有一条毯子可以驱寒。

　　斯琴格日乐 发表文章